生活隨想 2008-03-07 16:19:00 隨便寫寫 2008-03-15 09:57:00 拍攝隨筆 放眼中國，以內地的題材、香港的角度拍攝紀錄片。」 在放映會上，播出二十年前製作的<北京大學>。此輯紀錄片製作於1988年11月，本意是探討在國家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相反下降，一股「讀書無用」的意識正開始在北京大學蔓延。然而，當時正是89民運發生的前夕，學生運動已有被壓到地下的跡象。當年的編導，張國良，同時製作了一輯有關北大學生對學運的看法和學運份子在校內有否受壓的紀錄片：「當年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當時我們確實是拍攝北京大學，只是在拍攝時，同時訪問了在北京大學搞學生運動的人。節播出後，相信當時官方不太喜歡這部分。」80年代初要到中國採訪，通常只可跟著被邀的商業經濟團體，或經過嚴格的審批，才能進入內地拍攝紀錄片；報導一些比較敏感或官方不想曝光的消息不得不各出奇謀：「向官方申請時，當然沒有說明會採訪學運份子。當年，有關的訪問，是在零晨三時，在酒店房間內進行。為了保護他們的身份，我們只是拍攝他們的背影。這可說是 “非法採訪”。」 在場的內地學生都有興趣了解當年香港觀眾看了這些關於內地的紀錄片的反應，有學生認為廿年前，香港與內地的各方面都相距甚遠，香港觀眾看過這些紀錄片後，反應應該很大。同樣經常往內地採訪的＜鏗鏘集＞編導，潘達培則認為不少香港居民早年都是從內地逃難到香港，香港與內地的特殊關係令觀眾對內地的問題不會太陌生，張國良則認為香港觀眾對內地景況的了解不會存在太大的偏差,但是他們能否真正感受到內地人當時遇到的問題呢?可能是另一會事，而紀錄片製作人最大挑戰，不是只為增加觀眾的知識，而是要觸動觀眾的心靈。這亦是製作紀錄片的一大原則。要帶領觀眾看看發生在邊境另一面的故事，本地製作人的確有不足之處：「要全面了解一個地方，你需要一個廣角鏡頭，但我們現在只能用一個顯微鏡去看他們在做什麼，未必看到事實的全部。我覺得拍攝內地紀錄片最大的障礙是我們的認知、我們對當地生活的感覺一定跟當地人有差異。」 不過，在製作紀錄片時，本地製作人亦有其獨特的優勢。儘管香港記者不盡然完全同意內地的觀點，但畢竟是中國人，亦能以一個相對理解的角度去處理片子。同樣，在中國官方眼裏，香港記者歸類為「境外記者」，如同港商被視為「外商」一樣，不過，黑頭髮、黑眼睛的香港記者可以比外國記者更易游走在中國境內，得到採訪上的方便。 近期西藏鎮壓引起的風波亦成為當日交流的焦點。不少同學都向兩位<鏗鏘集>編導提問如何看西方與內地的傳媒在處理西藏風波的報道手法。潘達培的見解是：「長期以來，西方傳媒對中國有着一些偏見，又或誤解和文化差異。然而，大家都明白內地的報道是跟著官方的口徑，誰的一方才是真像呢?在這一點上，就正是新聞自由發揮其獨特的作用的時候。若果，任何人都可自由採訪，各人都可以向外界呈現自己看到的事實，併合起來，就可以更貼近真像。正如要了解西藏問題，不可能只靠一部或兩部的紀錄片就可以說明，有更多不同角度，不同觀點的紀錄片，才可以更立體呈現事件的真相。」 ]]> 2008-04-03 16:16:00 拍攝隨筆 的受訪者及關注弱勢社群的友好共同欣賞。 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與被拍攝者緊密接觸，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出發，讓影片呈現弱勢社群自己的觀點和聲音，然而，當拍攝完成，節目播出後，片子可有為他們帶來不必要的煩惱，被拍攝者又如何看節目出來的效果呢？製作人未必可以一一探究。這天晚上，說故事的人與故事的主人翁，聚首重溫昔日片段，再來一次真心的交流，對製作人來說，這次的經驗，難能而可貴。 96 年＜鏗鏘集＞拍攝《一家團聚》，講述香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問題。經社區組織協會介紹，阿王願意讓＜鏗鏘集＞拍攝他當時的處境，阿王在內地的兩名兒子同時獲批來港定居，但是妻子的來期卻是杳無音訊。為著照顧兒子及替他們找學校，阿王唯有暫時停工。 當晚，阿王亦有出席放映會，他憶述十二年前，帶著兩名小孩，前路茫茫，經歷人生最低潮的時候。他說當年願意被拍攝，主要是希望讓社會了解他們的苦況，期望政府在政策上可以關懷這些父母。 不過，社區組織協會的何喜華表示，近年越來越多街坊害怕接受訪問，因為，當他們站出來的時候，社會不再以一個同情的心態去理解他們的處境：「爭取居港權的那段日子，不少無証孩子沒有書讀，有一位校長願意收取這些學生，記得當時亦有不少報導有關事件，但得來的結果是該校的一些家長指斥校長，指斥那些小朋友，最後，不少無証孩子因壓力而退學。」 在1996年，＜鏗鏘集＞播出《一家團聚》後，很多觀眾主動捐款給阿王，但是到了2002年，＜鏗鏘集＞以《一個終結的開始》為題，拍攝爭取居港權人士敗訴離港的最後一段日子，節目播出後，網上討論區來了二百多個留言，絕大部分是負面的批評。負責製作此兩集的編導潘達培表示社會的反應有如此的轉變，值得大家反思。 朱耀明牧師和何喜華都指出，近十年來，政府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抹黑別人的策略去鼓動民意，造成社會分化。他們都認為要締造共融的社會，不單應讓弱勢的人有平台去發聲，社會和政府是否有能給予空間去聆聽也是非常重要。 至於這班弱勢的聲音，能否傳達到政府高官的耳邊呢?期望何喜華所說的不是事實的全部:「不止一次,政府高官看過你們的報道之後，對我說： 『你們協會真懂利用傳媒，港台跟你們配合得真好！』」然而，真相是絕大多數是我們<鏗鏘集>的編導要求社協幫忙，助找個案，之後，我們如何拍攝，訪問的焦點何在，社協從不過問，我們也不需向他們交待，大家只為同一個信念而合作，就是如實的把有需要的人的聲音，傳達出去。 香港獨立媒體的陳景輝就認為當製作一些有關弱勢社群的故事時，如何將個人之外的故事講出來，令觀眾在理解故事主人翁的遭遇之外，更重要是反映出社會和制度的不公義，令觀眾感受到所看的不是一個個別例子，而是一些香港人的處境。作為紀錄片製作人，我們應當時常警惕自己，人物紀錄片不是以「偷窺」的觀看位置捕捉人物的面貌,而是從他們的生活出發，呈現普羅大眾「自己」的聲音和觀點。 李美愛，亦曾為<鏗鏘集>拍攝《做個新女人》，講的是一個新移民在港奮鬥的故事。她說願意面對鏡頭，不是為出風頭，亦不是有什麼要申訴，她出來就是希望香港人知道新移民也有努力工作的一面，可惜社會上可給予他們的機會越來越少。李美愛說她曾領綜緩，拍攝<鏗鏘集>時，她已找到工作，接受訪問時最大考慮時擔心公司的反應：「上鏡時，我不太想談我的工作或有關公司的事，因很多公司都會介意，我其實很害怕會因此掉去我的工作。」上鏡，其實為他們帶來不少壓力。 的確，要面對鏡頭，把自己的問題或不堪回首的記憶，赤裸裸地展現於世人眼前，需要極大的勇氣。他們願意發聲，除了對社會有訴求外，就是要給大眾一個了解他們的機會。他們無權無勢，可以發聲的平台不多，做紀錄片的人有責任擴大他們的聲音，讓公眾可以看得見及聽得到他們。正如署理廣播處長，傅小慧在放映會上跟街坊說：「就是你們的勇氣讓我們的同事可以用心聆聽，用他們的鏡頭為大家發音，發出鏗鏘之聲」 小小的天台，80多人聚在一起，回顧<鏗鏘集>30年的故事，感覺溫馨。在熱烈的討論聲中，令我深切相信，只有尊重每一個人應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才能邁向一個包容，公義的社會。擠迫的天台，這晚風光明媚，抬頭一看，更能找到一大片的天空。 ]]> 2008-04-03 11:48:00 拍攝隨筆 2008-06-23 18:46:00 拍攝隨筆 2008-06-17 14:52:00 拍攝隨筆 2008-06-09 01:05:00 跟進事件 2008-06-09 01:04:00 新聞解讀 2008-07-02 20:39:00 拍攝隨筆 2008-05-19 14:36:00 拍攝隨筆 2008-05-10 01:14:00 生活隨想 2008-04-02 00:11:00 新聞解讀 2008-03-20 17:38:00 新聞解讀 2008-03-11 15:16:00 隨便寫寫 2008-03-11 14:44:00 新聞解讀 2008-03-10 02:56:00 隨便寫寫 2008-03-09 15:27:00 拍攝隨筆 2008-03-07 14:13:00 隨便寫寫 2008-03-07 03:23:00 跟進事件 2008-03-06 15:03:00